菊与刀

我在三联书店买了这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很薄的一本，我却着实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在公共汽车上看完了。

作者是个美国人，试图用科学的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日本的文化，而且作者似乎比其他的西方社会学者更懂得“知微见著”的含义，她的研究更广阔，从学龄前教育到天皇无所不包。书中庞杂的信息既包括了我早先形成的对日本的一些认识，更有很多让我对这个近邻刮目相看的发现。

在作者的显微镜下，日本有两个巨大的特征：各得其所和情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似乎比较容易理解，日本是一个等级社会，自然要求社会成员严格按照既定的方式和价值观并在限定的范围内行事（而且还要很享受地），但是，一个日本男人可以在花街柳巷寻欢作乐却毫不妨碍他回家做一个绝世好丈夫，这点恐怕就不容易理解了。可事实就是这样，日本人没有接受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体系，而采用了更“入世”的标准。他们制定了很多的配套制度来冲淡这种道德观，就日本男人的案例而言，那就是要各得其所。

情义则是更加玄乎其玄的东西，从“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到“有仇必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理念。所以作者说日本人非常不情愿受人恩惠，尤其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他们有恩必报有诺必行，这会让自己活得很累。我以为这可能也是日本文化中有如此复杂的礼仪系统的一个原因，他们用这套系统来保持距离，以及“监督”个人履行自己的情义。Welch在自传中对日本商人的一段描述可在这里做一个注脚，他写道：“我记得自己曾经因为日本人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出一个决定而灰心丧气，然而，一旦他们作出了决定，你甚至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房子押上去”。情义不止于此，报仇是情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直受到日本社会认可和鼓励的。一个日本人受到了哪怕鸡毛蒜皮般的“侮辱”之后如果不报仇，就会“被世人耻笑”，而且即使仇人是他的顶头上司或者更高的领导（天皇除外？）他也会毫不留情地血耻，而一旦他不能血耻的话，恐怕就只有自己刨腹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有无数这样的英雄事迹在民间流传，用来宣传和鼓励这种精神，比如被编进教科书拍成电影写成通俗读物的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四十七士》。这种公然鼓励报仇的文化和古代中国也有几分相似，而日本人如此情义观的基础正是作者所谓的“耻感文化”。正因为如此，日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证明给全世界看”以及“赢得应有的尊重（面子）”，他们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是这样，他们在投降后马上变得温顺如绵羊也是这样；他们在太平洋的一个个小岛上用“竹枪”打得美国佬叽哇乱时叫是这样，他们虚心且诚心地拜中国（古）和西方（今）为师时也是这样。这的确是一种奇特的文化，而且事实证明，他们还算成功。

非常敬佩作者对日本文化做了如此细致全面的的分析，虽然坦白地说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她比较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和逻辑，也不完全赞成她的分析结果。除了本书内容的教育意义之外，这本书写作的动机本身也是很令人惊讶的。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二战末期日本基本上要玩完了（1944），这时美国人需要考虑如何处理日本。因为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座标系中，他们根本不了解日本，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投降，不知道对德国人的办法对日本人是否适用，不知道是否还要保留天皇等等。所以美国政府就委托美国女文化学家Ruth Benedict（也就是本书的作者）调查研究日本的文化，以便对最后处理日本问题作出建议。作者很好地完成了使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日本文化，而其保留天皇的建议得以最后采用。她的研究结果在美国和日本都引起很大到反响。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美国人在战争中会如此认真地考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问题，他们专门花时间请专人来研究敌国，而且还包括文化上的，并且这种研究确实为战争提供了支持（从指导了如何投放传单来瓦解日军的士气到怎样处理天皇）。但是，反观中国，我们在鸦片战争开始后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搞清楚英吉利到底在哪里；而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之前对日本的了解无非就是“倭寇”，我们光凭着万夫莫当之勇与敌人战斗，结果被打得七零八落。甚至到现在，我们仍在以一个大国自居，还保持着八方来朝的心态，我们和他国外交时从来没有兴趣去掀起别人的裙子看一下先，这一点比较一下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心的数量比便可知一二。也许或许希望，事实上我们都有做过（只是没有作用），只是我孤陋寡闻而已。但愿如此。